采访中，高志凯主动提到了“高志凯线”。
“中印恒河线”“菲律宾东经118度线”“日本北纬30度线”，过去一年，全球化智库副主任、苏州大学讲座教授高志凯接连抛出的三条“高志凯线”，让这个素来以“敢说”闻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屡屡被推上互联网舆论场的风口浪尖。支持者认为“高志凯线”为区域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、打开了我国的话语空间，批评者则直斥高志凯胡言乱语、耸人听闻。
长居北京，在太仓人高志凯的言语中已经听不出太多江南口音。对于自己的“杰作”，高志凯这样解释：“这不是个技术问题，而是法理问题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划线”本质上是对区域政治历史和国际法的解读，其目的是探讨中国如何在区域关系中找准自身位置，进而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掌握主导权。这些，恰恰是他这个耶鲁大学政治学硕士、法学博士的强项。
“我觉得这是文科功夫，理工科出身的人还真未必能划出这几条线。”文科生高志凯如是说。
一如“高志凯线”是为了给国家找准“位置”，对于自己的“位置”，高志凯同样敏感。采访正式开始前，他反复调整沙发的摆放角度，以便更自然地面对记者的镜头。他又要来了一只硬质靠垫，塞在了自己身后。他笑着向记者解释：“如果找不准腰部支撑点，身体很容易不自觉地往下滑。要是成了‘葛优躺’，就显得很不礼貌了。”
高志凯近照。受访者供图
对于“位置”的敏感，或许与高志凯丰富的个人经历有关。
上世纪80年代，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训班毕业后，高志凯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，曾为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。此后，他赴美求学，在华尔街当过律师、在国际投行当过高管、在香港证监会当过顾问、在央企当过副总裁……最近这些年，高志凯更多以观察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，关注的领域从地缘政治到能源安全、从大国博弈到前沿技术，可谓无所不包。正因此，高志凯觉得在每一个领域中，都需要找到恰当的“位置”。
文科生划出的“高志凯线”
“我现在特别喜欢定性。凡事只有先定了性，才能明白其本质，才能进一步去思考和解释。”高志凯开门见山。
高志凯的确喜欢定性。为他招致争议的“高志凯线”，便是“定性”后的产物。2025年，高志凯接受印度媒体采访。采访中，印度主持人在谈及中印边界问题时反复强调麦克马洪线，高志凯便以反问的形式抛出了后来被网友戏称为“高志凯线”的设想：若印方将麦克马洪线视为合法，那么中方同样可以沿恒河划定两国边界，将恒河以北区域划归中国，以南划归印度。
此言一出，印度媒体当场掐断了直播信号。
“亨利·麦克马洪是谁？是英国殖民者。”回忆起当时对印度媒体贴脸“划线”的情景，高志凯坐得更直了一些，“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单方面划定的，中国既没有参与，也没有承认，更没有批准。那怎么能够把它当作中印之间的正式边界？既然如此，是否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‘划线’？”
“所谓的‘高志凯线’，是我以个人名义和学者身份划的，并不是要确立某个新边界线，更不是中印两国政府间的双边问题。”高志凯说，“划线”是通过一种对等的方式，揭示旧叙事的漏洞，在国际舆论场上为我国争取更大的话语权——漏洞百出的旧叙事，这便是高志凯对印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固有态度的定性。
“高志凯线”是怎么划出来的？呷了一口茶，高志凯笑着说：“我觉得这跟我的法学背景有密切关系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另外我还有英语语言背景。”
高志凯在工作中。受访者供图
高志凯是典型的文科生。1977年，获悉高考制度恢复且无年龄限制后，还在苏州一中念高一的高志凯果断报考。结果，他不仅顺利被苏州大学录取，还成了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。次年2月，高志凯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，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。
本科毕业前夕，高志凯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）受联合国秘书处委托开设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，分入同声传译组。在此期间，除了系统学习翻译专业，高志凯也学习了关于外交及国际政治领域的课程，为他此后的经历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1983年，高志凯正式进入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工作，自1985年起开始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。当时，高志凯刚刚20岁出头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。
1988年，高志凯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译员。其间，他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，取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双学位。毕业后，高志凯的履历更是精彩，他先在华尔街的律所担任证券法律师，之后又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。
1995年，高志凯作为摩根士丹利的代表，参与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组建，随后担任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和收购与兼并事务主管。1999年，他又受聘担任香港证监会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中国事务顾问。从香港证监会卸任后，他又在多家央企担任过重要职务。
“很多人说，学文科就只能培养出高志凯这样的人。”高志凯自嘲。但是话锋一转，他紧接着说：“我觉得，现如今并不是文科不重要了，而是要思考，怎样让文科变得更加重要。”
高志凯认为，理工科固然可以解决技术问题，但很多时候，国际竞争博弈的关键往往在于“如何定义问题”。无论是边界争议还是贸易准则，其背后都涉及法律语言、历史叙事与规则体系的交织。以他划出的那一条“高志凯线”为例，便是基于对中印两国历史、英国殖民史以及国际法准则的深入解读，用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的方式，对麦克马洪线的虚伪性、非法性和不可接受性的一次反击。
凡此种种，高志凯将之总结为一个英文单词：context，即上下文。他表示，凡事皆有历史与地缘的上下文，只有将具体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宏大框架下去分析，才能看准未来的大趋势。
读懂科技的“上下文”
最近这些年，高志凯对前沿技术充满热情。在多个场合，他都曾表示，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将面临决定性博弈。在解读我国“十五五”规划时，高志凯指出，我国正从追求GDP的量化增长转向“高质量发展”与“科技主权”，并圈定了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与半导体等具体领域。
这些言论同样为高志凯招来了非议：“很多人质疑我，你一个学文学、搞法律出身的人，凭什么谈论半导体和人工智能？”
高志凯参加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从1983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算起，43年的职业生涯里，高志凯横跨过诸多领域，语言、法律、金融等，他身上的标签不少，却似乎都与“科技”相距甚远。但是高志凯却认为，这种看似清晰的分界，本身就是一种误解。
“科技从来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。”高志凯再次提到了“上下文”和“位置”。按照他的理解，任何一项科技，背后都是多种力量交织的网络。“科技与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息息相关，同时也离不开教育体系和人才结构的支撑，还深受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影响。换句话说，要理解科技发展，要在整个复杂体系中找准它的位置。”
这样的想法，源于高志凯亲身经历过的科技变迁。高志凯记得，他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时，英文打字已经相当成熟，而中文打字机却“有一张桌子那么大”，“上面有几千个汉字，得一个个去找，非常复杂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汉字无法顺利进入电脑系统，“那时候真的有人觉得，中国的文字体系是不是走到头了。”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汉字反而有了很多优势。高志凯认为，问题不只是科技本身，而在于如何与文化、语言体系、使用场景等相适配。
在翻译室工作的那些年，他接触过很多当时的前沿科技。彼时，作为领导人会见外宾时的翻译，他需要在极短时间内了解不同领域的议题，从宏观政策到具体产业，从能源合作到技术引进，几乎无所不包。
1985年，高志凯随团出访欧洲。在荷兰一家企业的总部，对方展示了一款高端晶圆。那次参观，让他至今印象深刻。“我们当时主要是去看白色家电的，但是对方希望拿出最好的产品卖到中国来，不仅是家电，也涉及芯片制造等相关技术。”多年之后回过头看，高志凯意识到，那些当时看似不起眼的科技，却可能早已占据了产业链中更关键的位置，并由此改变了全球分工。
“在美国有一句话，‘万物皆为法’。”无论是贸易、金融，还是科技产品的流通，本质上都离不开法律框架的界定。高志凯做过统计，他曾参与过的项目涉及20多个行业，融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。在为企业提供融资、并购等服务的过程中，他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不同产业的运作逻辑，也必须知道这些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。
高志凯回忆起，他上学时期就有一句口号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1988年，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。再到现在，提出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科技强国战略一脉相承，但又有所变化，特别是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影响更为深远，“现在的人工智能，有可能会重塑整个生产方式。”
这也意味着，单纯从科技本身出发，不足以理解当前的国际竞争。科技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，而是与资本、市场、政策深度交织的综合力量。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，往往取决于多重变量，例如产业链是否完整，市场规模是否足够，人才供给是否持续，制度环境是否支持创新等。“如果没有这些条件，科技是长不出来的。”高志凯说。
制定“全球人才预案”
大国之间的科技博弈，延伸到区域层面，就演变成了城市群的竞争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，要建设北京（京津冀）、上海（长三角）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。
对高志凯来说，长三角是某种意义上的坐标原点。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，1949年南下，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“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，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，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话。我9岁时，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，又开始说苏州话。12岁上初一，开始学英语时，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。”
从小在苏州生活长大，在高志凯的感受中，“苏州和上海就是连在一起的。”采访中，他更倾向于用“大上海”来指代长三角这片区域。高志凯又一次强调了“位置”的重要性，他认为，上海要发挥更大作用，作为一个能够辐射、整合、带动周边区域的核心节点：“上海首先是上海的上海，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上海、世界的上海。”
高志凯近照。受访者供图
在互联网上，“苏州梅友机场”是个热梗，被拿来调侃苏州没有机场。高志凯反复强调，苏州不应该建机场。苏州距离上海虹桥机场已经足够近，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，再建一个大型机场，既占用宝贵土地，也会带来噪声和环境压力，并不是最优选择。
“既然如此，苏州为什么还会执着于建设机场？因为它觉得在上海的体系里，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重要节点。”高志凯说。无论是通达性、服务体验，还是城市尊严层面的感受，这种落差感都会转化为发展诉求。
“如果你在一个体系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就会想自己再建一个体系。”高志凯认为，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最现实的矛盾之一。
在高志凯看来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造机场，而是如何在区域内部形成更清晰的分工。高志凯呼吁在更高层面进行顶层设计，探索建立更畅通的跨区域财税分享与经济指标协同核算机制。通过打通区域间的“利益算盘”，让长三角的重大协同合作项目真正实现“利益共享”，从而极大调动周边城市与上海同城化发展的积极性。
上个月，德国总理默茨访华，让高志凯的老家太仓吸引了一波关注。这座打出“德国牌”的邻沪小城，如今已成为中国“德企之乡”，聚集起560多家德企，其中“隐形冠军”企业超过60家。为了吸引企业和人才进驻，当地打造了极为完善的配套设施以适应德国家庭和外籍人员的需求。高志凯指出，这种让全球资本和技术愿意长期扎根的生态，是长三角产业链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。
根据高志凯的观察，外企和国际人才往往不会在意具体的行政区划界限。因此，他建议长三角建立统一的区域国际服务中心，在招商引资和出海时形成一盘棋。此外，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局势动荡，他呼吁必须提前做好战略预案，制定一份包含全球顶级科学家的名单，精准吸纳这些顶尖人才。
又一次，高志凯提到了“位置”：“要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身位，不仅要在产业链中占据更高端的位置，也必须在全球人才流动中，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承载力的坐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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